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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我们十一岁



龙应台




“王爱莲,补习费呢?”

林老师的眼光冷冷的。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;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,虽然她个子也矮。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,没有人回头,但是不回头,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: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,好像从来没洗过。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,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,她还是那一身单衣,冬天里,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,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。

“没有补习费,还敢来上学?”

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,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。

“上来!”

王爱莲抽着鼻涕,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,刚好站在我前面;今天,她连袜子都没穿。光光的脚夹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。我穿了两双毛袜。

“解黑板上第三题!”

林老师手里有根很长的藤条,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。

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,握不住,粉笔摔在地上,清脆地跌成碎块。她又拾起一支,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。

“过来!”

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。全班都停止了呼吸,等着要发生的事。

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,打在她头上、颈上、肩上、背上,一鞭一鞭抽下来。王爱莲两手捂着脸,缩着头,不敢躲避,不敢出声;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“簌簌”声。

然后鲜血顺着她虬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,染着她的手指,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。林老师忘了,她的头,一年四季都长疮的。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,缠在头发里的血却很快就凝结了,把发丝黏成团块。

第二天是个雨天。我背了个大书包,跟母亲挥了挥手,却没有到学校。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。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,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“领衔”的明星主演,却不知她是谁。然后到铁轨边去看运煤的火车,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。

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,而是,怎么说,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“发生”: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“督学来了”,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,用黑裙子遮起来;前头的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:“我们今天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。”等督学走了,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,做“鸡兔同笼”。

要不然,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;老师要她站在男生那一排去,面对全班,把裙子高高地撩起来。要不然,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,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,两腿弯曲,两手顶着一盆水,站半个小时。要不然,就是张炳煌得了个“丙下”,老师把一个写着“我是懒惰虫”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,要他在下课时间跑步绕校园一周。

我每天背着书包,跟母亲挥手道别,在街上、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,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,顶好、黑猫、风流寡妇、OK……

被哥哥抓到、被母亲毒打一顿,再带回林老师面前时,我发觉,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了好几个星期。我回去了,她却没有。

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,到了爱河边;跳了下去。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。

那一年,我们十一岁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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